西伯利亞的陰影

糜緒洋2019-11-06 14:45

近年來俄國殖民東方問題在歐美的俄國史學界炙手可熱。與這一問題緊密相關的西伯利亞流放刑罰史因而也受到格外關注。2016、2017年兩年里,就有三部英語專著問世:諾丁漢大學教授薩拉·巴德科克(SarahBadcock)的《無墻之獄?沙皇制末年的東西伯利亞流放》,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教授丹尼爾·比爾(DanielBeer)的《死屋:沙皇統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以及目前英語學界在這一領域最權威的研究者、廣西大學英語系外教安德魯·讓特(AndrewGentes)的《1863-1880年波蘭人的西伯利亞大驅逐》。

巴德科克和讓特的著作是聚焦一個細小問題的學術專著,與此不同的是,2019年由后浪出版公司引進、孔俐穎譯成漢語的《死屋》則更多是面向非學院讀者的通史性學術著作。比爾著作的書名(HouseoftheDead,嚴格說來是“死者之屋”)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9世紀60年代初間寫作、發表的半自傳半虛構作品《死屋手記》的通行英語譯名。但陀氏的《死屋手記》是基于其自身四年苦役經歷(在書中改稱十年),面向當時俄國報刊界具體政論語境的文藝作品,而比爾的《死屋》則是對19世紀到20世紀初西伯利亞流放刑罰機制進行全景式呈獻的歷史著作。

比爾在《死屋》的前兩章交待了西伯利亞流放刑罰的主要目標、基本制度設計(尤其是1822年的斯佩蘭斯基改革),以及在沙皇俄國原始的國家機器操作下,這些制度設計如何在實踐中與理論脫節——惡劣的環境、糟糕的基礎設施和瀆職的官僚讓許多流放者根本無法活著走到自己的刑罰目的地。從第三章起,比爾的敘事主要聚焦在被流放西伯利亞的一波又一波政治犯上,從十二月黨人、兩次波蘭起義的參與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到民意黨人以及1905年革命后涌現的暴動大軍,西伯利亞政治流放史就是一部俄國革命前史。

在關于政治犯、大人物的敘事中,比爾也穿插了有關無數一般刑事犯、小人物悲慘命運的敘事:普通苦役犯在刑罰地的生活,大規模的越獄、流浪和法外生活,對非貴族出身者施加的駭人肉刑,以及制度設計者心目中最理想的流刑地薩哈林投入使用后迅速崩壞、垮臺的經過。所有這些敘事中都包含大量細節,關于刑罰和犯人遭遇的種種描述讓人不忍卒讀,而關于沙皇官僚體制低效、腐敗的描述則讓人啼笑皆非,為這幅黑暗的畫卷平添了幾分熟悉的黑色幽默感(這種黑色幽默在蘇聯時代將以anekdoty,也就是笑話的形式成為俄語民間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在比爾的筆下,沙皇俄國的西伯利亞流放刑罰制度簡直就像是福柯意義上現代監獄的反義詞。

作者并不滿足于僅僅描繪現象、陳述事實,在《死屋》中有一系列貫穿始終的論述鏈。他的核心論點是:沙皇政權將新征服的蠻荒領土西伯利亞用作流放地既有懲戒罪犯的刑罰目的,又有開發西伯利亞的殖民目的,然而這兩個目標之間卻存在著內在矛盾。殖民地開發需要大量年輕、強壯的勞動力,而被流放者卻多是危險的刑事犯、偷雞摸狗之輩和老弱病殘。即使身強力壯者也會被相對較發達的俄歐部分和西西伯利亞地方當局搶先挑走。到了刑罰地,苦役勞動的效率極其低下,對地方經濟開發甚少意義。犯人們也沒有在刑罰地通過勞動改造自己,他們學會的是走私、偷盜、偽造、謀殺乃至軍事抵抗的技能,而刑罰當局隨意使用的殘酷肉刑則讓犯人普遍變得殘忍,當他們被釋放或越獄,就會把西伯利亞變成俄羅斯的“狂野東部”,成為普通殖民者的噩夢。

沙皇專制政權雖然將政治異見者流放、隔離在西伯利亞,但每次鎮壓的結果都只是打造一批新的“圣徒”,為下一代反抗者起事吹響號角。共同的經歷讓被流放者越來越團結,他們與刑罰當局的斗爭最終把西伯利亞變成反抗的舞臺,并將西伯利亞的黑暗形象帶入俄羅斯與歐洲的政治想象,嚴重損害沙皇政權的道德形象。隨著19世紀70年代以降俄國異見者的急劇激進化,鎮壓和反抗的惡性循環愈演愈烈。沙皇政權把西伯利亞當作異見者的隔離場,而革命者卻最終把西伯利亞變成了沙皇的埋葬地,這是全書的另一條論述主線。

比爾書中呈現的沙皇俄國并非專制政權與流刑犯之間壓迫與斗爭的簡單二元世界。首先,在由普通民眾(主要是農民)組成的刑事犯和由貴族(或至少是受過教育者)組成的政治犯之間,無論在待遇還是作為上都有著巨大的隔閡,這一點本已是陀氏《死屋手記》的核心主題,而比爾則提供了更多例證。作為壓迫者的沙皇卻自視為施恩者,因為法理上改判苦役是死刑的替代,所以犯人“重生”的身體如今是沙皇仁慈與權力的證明,而當不屈的政治犯寫信請求寬恕、減刑時,也不得不服膺于這套話語體系。但是新一代激進的革命者開始重新審視這種關系,他們不僅拒絕向沙皇宣誓效忠,拒絕當局的恩典,最后甚至不惜靠自殺來奪回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

此外,社會在這場較量中也扮演著自己的角色。根據法令,農民和商人社區可以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就把看不順眼的成員流放去西伯利亞,還能在其流放期滿后拒絕其回歸。根據比爾的統計,這些“行政流放者”一度構成了流刑犯中的多數。犯人在流放途中和刑罰地則會組建罪犯協會、罪犯工會,充當當局與個體犯人之間的中介。而犯人在越獄后往往會在西伯利亞禍害普通殖民者,而殖民者則會在當局懸賞和報復心理的驅使下獵捕、虐殺流浪者。與此同時,隨著亞歷山大二世改革后報刊審查的放松,俄歐部分的社會輿論開始明顯倒向流放者,呼吁結束流放制度的呼聲越來越高漲,當局也越來越限于孤軍作戰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自始至終都沒有忽略女性在西伯利亞流刑體系中的地位。放棄特權、不遠萬里跟隨丈夫的十二月黨人妻子們和阿爾賓娜·米古爾斯卡,以及卡拉慘案中悲壯地集體自殺的女民意黨人都已進入了俄國革命的圣徒譜系。然而,與這些政治犯或政治犯家屬截然相對的是流放隊伍中的平民女性。被當局、配偶不斷欺騙、拋棄的她們在西伯利亞處于雙重困境之中,最終往往會淪為妓女乃至性奴隸。比爾沒有忘記講述她們的不幸遭遇。

盡管《死屋》是一本主要面向非學院讀者的著作,但作者仍然保持了學術寫作的嚴謹。參考文獻中的書目大可以用作19世紀俄國史的擴展讀物,此外比爾還查閱了大量檔案資料,包括埋藏于俄羅斯外省(托博爾斯克和伊爾庫茨克)的檔案。但在講述政治犯的故事時,作者偏向使用的是回憶錄材料。這些回憶錄記載的往往是革命者對流刑生活的自我再現。而在講述平民犯人的經歷時,作者又自然只能使用冷冰冰的檔案材料。這就導致了兩類囚犯的境遇和作為在本書的敘事中被進一步放大——政治犯愈加偉光正,刑事犯愈加悲慘。如果要想了解平民囚犯的內心世界,要想撥開苦役犯“堅硬的外殼”,看看死屋里的活魂靈,那么我們可能還是得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中去。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全書有兩章講述的是西伯利亞的波蘭起義者,但作者卻幾乎沒有參考任何波蘭語史料。幸而近年來西伯利亞的學者翻譯了一批當年波蘭政治犯的回憶錄,讓作者多少得以彌補缺乏波蘭語文獻的遺憾。

這些問題并不影響《死屋》成為一本優秀的面向公眾寫作的史學著作。丹尼爾·比爾的文體克制、凝練,閱讀本書是一項沉重而必要的體驗,然而更讓人內心復雜的是人類并沒有從這段苦難史中吸取什么教訓。

從譯文來看,本書譯者孔俐穎的英語與漢語功夫俱佳,再加上她的俄語教育背景,這就使得整本書的譯文質量在許多方面勝過市面上不少世界史類讀物。不過仍然可以指出一些值得商榷的譯法。這里聊舉幾個例子。

35頁,縫在犯人囚服背后的并非“鉆石狀”(aceofdiamonds)的布料,而是“方塊Ace狀”;53頁,諾維茨基并非“頓覺擔憂”(… waseventuallyapprenhended)而供認,而是“最終被捕”后供認;55頁的Vehmgericht僅被譯作“法院”,實則通譯“菲默法庭”,而作者注中的“互助式”(fraternal)法庭應解作“兄弟會”法庭;80頁卡因斯克小城的年邁“省長”(governor)顯然是市長;第五章的標題“十二月黨人共和國”(DecembristRepublic)在全書各處都誤作“民主共和國”;161頁他們“還未考慮到信奉天主教的波蘭人”(… didnotconsidertheCatholicPolesChristians)應為“并不認為信奉天主教的波蘭人是基督徒”;171頁、408頁稱革命者為“反動”(mutinous/rebellion),其實應作“反叛”;全書各處的“宗派主義者”(sectarian)其實是指閹割派、鞭身派等具有邪教傾向的“小教派信徒”;284頁專欄作家多羅舍維奇的風格并非“感覺論”,而是sensationalist,“喜歡弄個大新聞”之謂也。

第7頁“對(for)每一個被流放的激進分子來說,成千上萬個不知名的普通罪犯……被帶到了西伯利亞”,這里譯者沒搞清楚for表示對應關系的義項,這句話應解作“每有一個被流放的激進分子,就有成千上萬個不知名的普通罪犯……”;33頁“在大部分俄國臣民的經驗中,帝國陸軍是唯一一個直接且持續地域國家權力對抗的力量”(TheImperialArmywastheonlydi-rectandsustainedconfrontationwithstatepowerthatmostRussiansubjects...everexperienced)這句話并不是說軍隊是對抗國家的力量,而是指服兵役是俄國臣民僅有的直面國家權力的體驗;157頁“希蒙·科納爾斯基的追隨者,一個馬志尼的門徒、一個激進的共和主義者和‘青年波蘭’的創始人之一”對原文句法理解有誤,后面這些成分并非補充說明科納爾斯基的追隨者,而是在修飾科納爾斯基本人;300頁“在薩哈林島刑罰殖民地,改造是毫無疑問的”(therecanbenoquestion)顯然應為“改造是不可能的”;394頁“成熟意識形態農業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establishedideologiesofagrariansocialism,anarchismandnationalism...)應為“農業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建制意識形態”。

書中還存在一些專名翻譯的小問題。全書多次出現的地名“普里阿穆爾斯克”(Pria-mursk)和“普里莫爾斯克”(Primorsk)按慣例應意譯作“阿穆爾河沿岸(區)”和“濱海(邊疆州)”(今天的俄羅斯仍有“濱海邊疆區”)。180頁“杰那斯”(Janus)通譯“雅努斯”;363頁“克羅波特金”通譯“克魯泡特金”;394頁、403頁猶太社會主義的“崩得”(Bundist)運動竟然被譯成了“親納粹”運動;全書通篇有各種譯作“XX先驅”的報刊名,其實是對Herald一詞的誤解,而Herald在這些報刊的俄語原名中對應的用詞是vestnik,因此應譯作“XX通報/導報”;413頁“普洛提夫”(Putilov)工廠通譯“普梯洛夫”廠;433頁“俄羅斯評論”應為“斯拉夫評論”;434頁“俄羅斯文獻研究院”(IRLI)應為“俄羅斯文學研究所”。

譯者在處理俄語人名時,往往不采用通行的新華社譯音法,而是根據俄語音變法則來對音,這樣雖然使譯名相對接近原文發音,但卻給想追溯原文拼法讀者帶來了困難,僅舉一例:247頁的Korenets在書中譯作“卡里涅茨”,這雖然比標準譯法的“科列涅茨”更接近俄語實際發音,但卻無法和Karinets區分,再加上譯文對這一原則的貫徹并不徹底(但有時卻貫徹到了沒有這種音變法則的波蘭語人名上去),導致了一定程度的混淆。而在遭遇波蘭人名時,波蘭語復雜的正字法顯然給譯者帶來了一定的困擾,此處就不綴述了。

作為一部專名繁多的通史著作,作者自己也難免出錯連累譯者。比如48頁,作者沒有將Vil’gel’m按通行的方式寫成Wilhem(威廉),而是直接轉寫,導致譯者也譯成了古怪的“維爾格爾姆”;299頁,作者將Pravo(“法”)誤譯作Right,并將這份報紙誤描述成journal,導致中譯者也沿襲譯作“著名的法律周刊《權利》”;318頁,作者將著名革命家杰伊奇(Deych,更準確的寫法是Deutsch,即多伊奇)誤轉寫作Deykh(杰伊赫),而譯者更是近一步將其發揮成了“迪克”。

當然,以上舉的例子大多是瑕不掩瑜、不影響閱讀的小細節。此書應只是孔俐穎的第一部譯作,相信她以后還能為讀者貢獻更好的作品。

 

ag真人靠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