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志成為“當代丘吉爾”,卻被當成了“英國版特朗普”——鮑里斯·約翰遜還能走多遠

陳季冰2019-09-11 21:20

陳季冰/文 熟悉大不列顛歷史的人知道,一部英國政治史,自《大憲章》簽署以來的800年里,就是人民經由議會這條道路一步一步馴服驕縱蠻橫的王權的歷史。英國議會因此贏得了“眾議會之母”的榮譽。

到了21世紀,昔日不可一世的王權早已成了精美的花瓶。然而,古老的英國議會忽然發現,自己的最新敵人如今就在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宮大廳里,而且就是坐在第一排中間的那位。

攤牌時刻

9月的第一周被美國《華盛頓郵報》稱為“英國近現代史上最群情激奮的一刻”——攤牌時刻終于來到,結果是,就任僅6周的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兩天之內遭遇三連敗。

9月3日,夏季休假的議員們歸來,議會復會的第一天,下議院反對黨議員和保守黨反叛議員以328:301的票數擊敗現政府,奪取了議會議程的掌控權。

9月4日,議員們乘勝追擊,以327:299的票數通過了一項阻止“無協議脫歐”(意味著英國與歐盟之間退回到沒有任何特殊關系的普通國與國關系)的法案。根據法案,若約翰遜無法在10月19日前通過一項新協議,或是說服大多數議員支持“無協議脫歐”,他必須向歐盟請求將英國的“脫歐”日期再度延至2020年1月31日。這項法案于9月6日在議會上議院獲得通過,并于9月9日由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簽署批準。

被激怒了的約翰遜隨即提議解散議會,在10月15日提前舉行大選。用他的話來說,因為議會不與內閣合作,政府將完全無法運作。因此需要通過重新大選來決定由誰來擔任首相,并在10月17日代表英國前往布魯塞爾出席歐盟峰會,談判新的“脫歐”協議。

提前大選實際上一直都是約翰遜考慮的選項。不久前,他的內閣公布了數十億英鎊的教育、社會關懷和交通方面的新的支出計劃。人們猜測這是他為選舉所做的準備。

當日,下議院對首相的這一提案進行投票,結果有298名議員投下贊成票,56名議員投了反對票。根據2011年生效的《固定任期議會法》,提前大選的動議需要獲得下議院至少三分之二的贊成票方能通過。下議院共有650名議員,298張贊成票比約翰遜所需要的數字少了136票。主要反對黨工黨的大多數議員干脆離開席位,拒絕參與投票。提前大選的動議被駁回。

對約翰遜來說,一周內的三次投票失利就像是當頭一棒,逼得曾經雄心勃勃的他走投無路。但對整個保守黨來說,更大的打擊在于,脫歐議題已經將它撕扯得四分五裂。

在9月3日的投票中,共有21名保守黨議員違抗本黨指令,與反對黨一起投票反對現政府,其中有9名還是現任內閣成員。當晚,他們就收到了下議院保守黨黨鞭的通知,宣布他們今后不再有資格代表保守黨。在這群被開除出黨的保守黨議員中,有特蕾莎·梅內閣的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還有溫斯頓·丘吉爾的外孫尼古拉斯·索梅斯。而保守黨議員菲利普·李更是轉投自由民主黨,他的“叛黨”導致保守黨在議會中的席位瞬間從領先一票變成了落后一票。

更加傷感的一幕出現在9月5日晚間,當晚6點,鮑里斯·約翰遜的胞弟、英國商業、能源與產業戰略部國務大臣喬·約翰遜宣布辭職,并且不再擔任保守黨議員。他在社交媒體上說,自己近來在家庭忠誠和國家利益的抉擇中已被“撕裂”,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與菲利普·哈蒙德、尼古拉斯·索梅斯一樣,喬·約翰遜一直強烈反對脫歐,是保守黨內留歐派的主要聲音。

從這些保守黨大佬不顧一切的倒戈中,政府、執政黨、乃至整個英國社會在脫歐這件事情上展現出來的難以彌合的撕裂讓我們一覽無余。

查理一世的魅影

如果不是約翰遜企圖采取極端手段迫使議會聽命于自己的話,難看的攤牌時刻本還會往后再拖一拖的。

8月28日,約翰遜突然向伊麗莎白二世女王提出讓議會從9月的第二周開始休會至10月14日的請求。按照慣例,女王很快便在樞密院會議上批準了首相的議會休會請求。這意味著,待到議會再次復會時,距離10月17日歐洲理事會召開會議討論英國“脫歐”事宜只剩3天。

此舉令英國政壇和輿論界一片嘩然。普遍認為,約翰遜做出這一決定的目的是故意不給議會就“脫歐”問題以足夠的辯論和討論時間,同時也大大壓縮了議會通過立法阻撓“無協議脫歐”的機會,當然也就令“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大增。

約翰遜曾一再承諾,無論能否達成協議,他都將在10月31日帶領英國脫歐。這在議會中引起了巨大爭議,反對黨和保守黨反叛議員也針鋒相對,他們多次威脅將聯手通過一項特別法律,阻止首相強行推動“無協議脫歐”。

因此,約翰遜關閉議會的決定被認為是一場“政變”。消息一出,反對黨警告說,這是一場“政治危機”;身為保守黨的下議院議長約翰·伯考稱這是“違反憲法”;而蘇格蘭民族黨領導人、現任蘇格蘭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更是夸張地控訴這是“英國民主黑暗的一天”。

在那個周末,成千上萬憤怒的英國民眾在全國各地走上街頭,抗議首相關閉議會的決定。示威者打出了“停止政變”的口號。據報道,8月31日當天,倫敦、愛丁堡、曼徹斯特等30多座城市的市政廳前擠滿了抗議者。一份呼吁政府不得暫停議會的請愿書,一天之內獲得了超過150萬個簽名。

受此消息影響,英鎊兌美元一度跌破1比1.22美元大關。

英國沒有成文憲法,歷史上通過的所有與憲制有關的法律文件和案例,只要沒有被明確廢止的,都可視為憲法的一部分。反對者認為,約翰遜正在冒險創設一個惡劣的新先例。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堅持認為首相此舉是違法行為,在倫敦、愛丁堡和貝爾法斯特三地,都有人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官發出對政府違憲的裁決。這幾起官司最終可能會打到英國最高法院,盡管媒體大多認為法院判決政府敗訴的概率不大,但據稱,保守黨籍的前首相約翰·梅杰對其中一位原告表達了公開支持。

約翰遜及其支持者則堅稱,政府這只是在遵循慣例,從程序上看沒有什么問題。英國議會每年都會暫停或休會1至2個星期,通常在4月或5月,以便政府準備來年的立法議程。但反對者認為,暫停議會在正常時期是常態,但現在不是正常時期。而且,按照約翰遜的計劃,這一次休會長達35天,英國議會已經有將近半個世紀沒有這么長時間的停擺了……這些都凸顯了約翰遜試圖剝奪議會在脫歐問題上的發言權的“獨裁傾向”。

不管怎么說,約翰遜已將英國憲政的框架撐到了極限。英國《衛報》感嘆說,脫歐已在英倫三島制造了空前的分裂和傷害,約翰遜現在又在傷口上狠狠地撒了一把鹽。

這樣的裂痕不僅在持不同政見的執政黨與反對黨及其各自的選民之間越拉越大,甚至在執政黨內部也變得不可調和。約翰·梅杰并不是罕見的公開反對自己所屬政黨的保守黨大佬,前司法大臣戴維·高克對媒體稱,有時“你必須在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之間做出判斷,國家利益必須放在首位。”就在約翰遜作出議會休會決定的第二天,蘇格蘭保守黨領袖、上議院資深議員露絲·戴維森宣布因“身體和家庭原因”辭職了;同一天,上議院保守黨黨鞭喬治·楊格也宣布辭職;最近一周里,宣布辭職的保守黨議員和內閣成員名單還在不斷加長……

所有這一切,都迫使那些反對“無協議脫歐”的議員們意識到,與約翰遜為首的強硬脫歐派展開協商的大門已經被關閉,眼下他們只能果斷出擊,背水一戰了。

于是便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三次投票。

顯而易見的是,約翰遜試圖采取極端策略逼迫保守黨內異見人士就范、阻撓議會對自己指手畫腳的努力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他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個不得人心的少數黨政府領導人。在這樣的形勢下,就算反對者迫于脫歐關鍵節點鄰近而暫時不同意大選,再次提前大選也遲早的事。

但約翰遜仍在作困獸之斗。9月4日的投票否決了提前大選的動議后,他在一個演講中再度強硬表態,稱自己“寧可死在水溝里”,也絕不會請求歐盟推遲脫歐期限,之后還表示“我不會考慮辭職,我將前往布魯塞爾,我將達成協議,我們將確保10月31日退歐——這是我們必須做的。”

在英國歷史上,強制議會休會的舉動大多以悲劇收場。約翰遜的冒險行動喚醒了一些具有歷史感的英國人對400年前黑暗一幕的記憶。

1629年,與議會沖突不斷的查理一世悍然解散了議會。他堅信“君權神授”,聲稱由貴族選舉產生的議員們只是國王的顧問,無權約束國王。1629年至1640年,他在沒有議會的情況下統治英國11年,最終引發了內戰,查理自己也被推上了斷頭臺。在敬畏傳統的英國,這是史上唯一一次國王被處決的不光彩記錄。他的兒子查理二世為了紀念他而鑄的青銅雕像今天還委屈地矗立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東北角,幾百年來英國人民一直對這位國王懷著憤慨而又內疚的復雜情緒。

今天當然不會再有這樣的流血了,但脫歐原本就是一件在英國民眾中存在巨大分歧的事情,對這個議題的民粹主義操弄則進一步撕裂了英國。大多數政治分析家認為,在脫歐問題上,政府接下來無論怎么做都很難平息憤怒的民意。在未來至少一代人的時間里,這將是一道無法愈合的傷痕。

特朗普的背書

今年7月23日,鮑里斯·約翰遜贏得保守黨內最終投票后,立刻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禮物: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加倍贊賞——他在華盛頓對一群學生說:“我們現在有了一個非常棒的人將要成為英國首相,他很強硬,而且很聰明。”這對外患內憂中的約翰遜來說,是一根救命稻草。

特朗普理所當然地認為,約翰遜之所以能夠坐上英國首相位子,主要是因為他與自己很像,“他們稱他為‘英國的特朗普’,他們那邊的人喜歡我!那是他們想要的,那是他們需要的。鮑里斯很棒!他會做得很好。”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公開表達對約翰遜的欣賞之情,甚至,新聞媒體上現在流行的將約翰遜稱作“英國版特朗普”,始作俑者很可能就是特朗普自己。

今年6月初,特朗普首次對英國展開正式的國事訪問。他甚至在英國外交部舉行的記者會上當著特雷莎·梅的面說,“我知道鮑里斯,我喜歡他,我一直都很喜歡他。我想他會做得很好。”特朗普還表示,“在英國為脫歐做準備之際,美國也致力于美英之間一項非凡的貿易協議。”

這引發了兩個有趣的問題:鮑里斯·約翰遜與唐納德·特朗普之間究竟有多大的共同點或相似之處?英國脫歐與特朗普上臺后的美國政治之間又有怎樣的聯系?

在我看來,同樣一頭金發的約翰遜與特朗普(雖然發型大不相同)最顯著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似乎被上天賦予了一種罕見的對丑聞的“免疫力”,而且他們倆都能在同一問題上經常采取相互矛盾的立場而被各自的擁躉照單全收。

特朗普的信口開河、錯誤百出和前言不搭后語,如今已是全世界盡知。就在今年春天訪問英國前,在被問及脫歐問題時,這位美國總統還把愛爾蘭稱為聯合王國的一部分。他吹噓說:“我相信,聯合王國、蘇格蘭、愛爾蘭的人民都知道,我在愛爾蘭有房產,我在各地都有房產。我認為,這些人非常喜歡我,他們在移民問題上與我看法一致。”

但這些都沒有讓他的粉絲收回對他的忠誠和熱忱。

像特朗普一樣,約翰遜的非傳統的風格也幫助他免于受一系列丑聞的影響。還記得2012年倫敦奧運會期間他被卡在索道半空中動彈不得的那張新聞照片嗎?當時的英國首相卡梅倫曾感嘆說:換了別人,這位倫敦市長的形象早就一落千丈了。

約翰遜對細節的把握也像特朗普一樣很糟糕,以至于有人說,約翰遜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因為給他制造麻煩的常常就是他的口無遮攔。據說他的競選團隊要求他少說話,這樣可以少犯錯。

然而這些人根本不懂民粹主義時代的政治。事實上,丑聞不僅不會擊倒約翰遜,反而還很可能有助于他增長人氣。

約翰遜與特朗普的第二個重要的共同點,在于他們對待與合作伙伴時所青睞的方式。簡單地說,就是將本來應當互惠共贏的談判與協商視作一場零和的戰爭。

約翰遜之所以一再對所謂“硬脫歐”(即“無協議脫歐”)表現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是因為這位英國首相似乎認為,脫歐以后與歐盟保持單純的WTO伙伴關系,一點也不會對英國造成任何損害。倫敦仍然會是一個繁榮的金融中心,英國還可以與“盎格魯文化圈”和英聯邦國家“自由地”簽訂很多貿易協議。至于為避免在愛爾蘭形成硬邊界的臨時關稅同盟計劃,則是必須取消的。而英國應該支付它欠歐盟的錢則非但分文不會給,還應該效仿撒切爾夫人當年的做法,向布魯塞爾要求返款……

那么,怎樣做到這些呢?在約翰遜看來,退歐談判的根本問題在于英國不夠強硬。

在2018年6月的一次私人晚宴上,當時還擔任外交大臣的約翰遜說:“想象一下讓特朗普來搞定英國退歐……他會橫沖直撞……會有各種崩潰,各種混亂。每個人都會認為他瘋了。但事實上你可能有所進展。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想法。”

很明顯,他的意思是,英國應該像特朗普那樣對歐盟作出要掀翻桌子的狠勁,歐盟就會乖乖就范,答應英國的訴求。然而問題在于,在特蕾莎·梅執政的3年里,這些手段都用過了,當時擔任的外交大臣的約翰遜也不是不知道。英國談判代表曾無數次地高喊“沒有協議好過壞協議”……但布魯塞爾根本不為所動,只是按照他們認為合理的方式冷冷地、慢條斯理地回應英國的各種要求。到后來,英國國內這種聲音越來越弱了。因為技術官僚心里很明白,“無協議退歐”將是災難性的,醫藥、金融和航空等關鍵領域都會陷入法律困境。由于歐盟體量比英國大得多,它抵抗這種災難的能力也比英國強得多。英國并不是美國,況且即使是美國,也不見得真的能從歐盟那里“訛詐”到多少真金白銀。

在布魯塞爾,早有歐盟官員公開說,鮑里斯·約翰遜仿佛生活在“幻想”世界中。

當然,最令特朗普與約翰遜惺惺相惜的,大概是兩個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他們的世界觀都是19世紀式的,或者說都停留在20世紀前半葉之前。在他們眼里,世界就是一個民族國家的角斗場,這是他們敵視歐盟和WTO這類跨國性合作機制的精神底色。

特朗普不僅討厭WTO和聯合國,還將歐盟稱為地緣政治的“敵人”。在英國,約翰遜所代表的強硬退歐派在挫敗了特蕾莎·梅的一次又一次努力之后,現在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激進信念:真正的英國脫歐就應該是無協議的,否則就是向歐洲繳械投降。

在這種信念的召喚之下,特朗普和約翰遜們的優先議程不是制定妥善可行的政策,而是不斷設置身份認同的議題,制造出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封閉的“政治部落”。現在看來,他們都在這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功,甚至還成功地創造了“敵對部落”——在美國,沒有誰比特朗普在動員自由派人士抱成一團方面做得更好;在英國,也沒有誰比約翰遜在動員留歐派同仇敵愾方面做得更好,議會上周的跨黨派投票就是明證。

由于這種“政治部落”的自我認同是建立在反對“共同敵人”、而非達成某些建設性之舉之上,所以它注定會日益激進化。

在美國,許多選民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對移民和全球化問題并沒有強烈的看法,他們可能更關心稅收、教育和醫療問題,他們甚至根本不關心政治。但現在,他們不得不在全球主義和所謂“愛國主義”之間作出選擇。在英國,過去的歷屆民調都顯示,歐洲問題雖然很容易引發英國民眾的意見分歧,但認為它是一個迫在眉睫的政治議題的選民只有1/10都不到。但現在,留歐派和脫歐派變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線,壓倒了傳統的左右翼政黨之分。突然間,人們發現自己必須為以前甚至從未認真考慮過的東西而“戰斗”。

丘吉爾的背影

溫斯頓·丘吉爾,才是約翰遜真正的偶像。有人說,約翰遜經常表示出來的那種粗野蠻橫的言談舉止,其實也是對丘吉爾的刻意模仿。

多才多藝的約翰遜曾經撰寫過一本關于自己的偶像的傳記(《The Churchill Factor:How One Man Made History》,這本書的中文翻譯版《丘吉爾精神:一個人如何改變歷史》已于2016年出版),他在這本妙趣橫生的書中寫道:“從某種程度上講,所有政客都是見風使舵的賭徒。他們設法預測將要發生什么事,并讓自己站到歷史正確的一邊。”

約翰遜還說,丘吉爾“把全部家當押在一匹被稱為反納粹主義的馬上……他的押注獲得了輝煌的成功”。如今,約翰遜也把自己的家當押在了一匹被我們可以稱之為“歐洲懷疑主義”的馬上。暫時來看,這似乎讓他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但這僅僅是暫時。

從脫歐公投開始的造勢直到眼前留下的一付爛攤子,尖銳對立的各方都在試圖喚起并利用英國民眾對丘吉爾的英雄記憶。

公投時的脫歐派旗手鮑里斯·約翰遜聲稱,這位“本國近200年、甚至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家”毫無疑問會站在自己一邊,他“一定會為我們發起脫歐運動”。而當時的留歐派首相戴維·卡梅倫則提醒選民,丘吉爾在二戰后“充滿激情地主張西歐團結一致”,因此他一定是留歐派。

隨著脫歐進程中的紛爭迭起和亂象叢生,近來英國主流文化也掀起了一股對丘吉爾的懷舊迷戀之風,這位“鋼鐵硬漢”的幽靈比以往更加頻繁地出現在英美影視畫面中。熱門電影《敦刻爾克》(Dunkirk)和《至暗時刻》(Darkest Hour)重溫并歌頌了1940年的傳奇,以至于英國脫歐黨(Brexit party)領導人奈杰爾·法拉奇敦促所有年輕人“出門觀看”《敦刻爾克》。

有評論家指出,英國目前正在經歷在現代和平時期最深遠的一場危機。當人們目睹英國政治無法正常運作、社會被嚴重撕裂以及經濟不可避免地衰落的慘淡現狀,他們強烈渴望出現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自托尼·布萊爾以后,英國已經有10多年沒有出現過具有世界影響的政治家了。在這一刻,丘吉爾的偉岸形象重新綻放出迷人的光輝。鮑里斯·約翰遜則很想要順應人們的這種情緒,將自己打扮成能夠把英國再次帶回世界中心的不二人選。

然而,這與其說是在挖掘和利用丘吉爾的遺產,不如說是在曲解和揮霍這份遺產。長遠來看,約翰遜不可能成為了另一位丘吉爾。因為丘吉爾是民意的“引領者”,而約翰遜只是民意的“迎合者”。丘吉爾帶領英國贏得了對法西斯主義的輝煌勝利,而約翰遜帶領的英國只會從脫歐冒險中付出極為昂貴的代價。

這里的根本問題在于,丘吉爾的確是一個“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丘吉爾的名言“永不放棄”)的堅強斗士,但他面對的是殘暴的法西斯軍國主義。今天的歐洲并不是約翰遜們喜歡比擬的當年局勢,英國與歐洲之間需要的是友好互利的協商,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戰斗。

面對困境,約翰遜最近經常號召英國人民重拾當年“倫敦大轟炸”和“敦刻爾克時刻”的所謂“閃電戰精神”(Blitz spirit,指英國在二戰期間遭德軍閃電戰轟炸時表現出的沉著堅毅)。約翰遜這樣的強硬脫歐派一直懷有這樣一種預期:脫歐也許會讓英國暫時遭受一些挫折,但這打不垮英國和英國人。如果無協議脫歐果真導致食品、燃料和藥品短缺,那么英國將在逆境中團結起來,就像二戰時代一樣。一旦擺脫了歐盟的“枷鎖”,贏得了這場“歐洲戰場上的勝利”,英國人民必將再次站立起來,擁抱一個燦爛的世界和明天。

可惜,這與其說是預期,不如說是一廂情愿。因為脫歐是一件在英國國內引發了極大分歧的事情,它并不能在絕大多數人中喚起當年那種為了正義事業而與邪惡敵人殊死決戰的同仇敵愾。如果選民們一致認定,一時的經濟困難是為了一個更大、而且長遠來看正確的國家目標,那么他們會愿意忍受,不管這種認知是對是錯。然而,52:48的公投結果以及3年來持續不斷的“二次公投”的呼聲意味著,約有一半的英國人會認為,是約翰遜們,而非布魯塞爾,才是這個故事中真正的反派角色。只有在最死硬的反歐人士中,“閃電戰精神”才可能發揮一些作用,但他們又能在英國人中占多大的比例呢?

約翰遜以前還對另一幕場景深信不疑: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步英國后塵相繼脫離歐盟,歐盟會因此解體,這就讓英國的脫歐變成一樁不需要經過多少博弈的自然事件。然而這一切非但沒有發生,相反,內部爭吵不斷的歐盟在面對英國時表現出了難得的團結一心。反倒是英國自己,內部并沒有激發出約翰遜期待的“閃電戰精神”,而是吵成了一鍋粥。

因此,約翰遜對自己偶像的解讀,代表的只能是一種對“失去的黃金時代”的哀嘆。大多數退歐派人士主張的共通之處,主要是一種對國族主權、“奪回控制權”和將外國人擋在國門之外的執迷,這是對舊日英國那種“光榮孤立”理念的渴求。但就算最激進的退歐派也應該認識到,那段時光一去不回了。

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小插曲是,約翰遜平生最崇拜的英雄丘吉爾的外孫尼古拉斯·索梅斯爵士自始至終最堅決地站在了脫歐派的對立面。前文提到過,他因在9月3日投票反對政府而被保守黨開除。而在6、7月間保守黨內首相之爭的投票中,索梅斯也沒有支持約翰遜,而是選擇支持了當時唯一一位反對無協議脫歐的候選人。作為保守黨內最資深和具有權威的議員之一,索梅斯儼然是丘吉爾的在世代表,凡是與丘吉爾有關的事務,人們都要聽聽他的意見。

沒錯,丘吉爾的確是大英帝國最堅定的捍衛者,但他同時也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作為戰后世界最重要的藍圖之一的《大西洋憲章》正是丘吉爾和羅斯福共同起草的。約翰遜的朋友、美國總統特朗普十分厭惡和鄙視的聯合國,正是這份憲章的產物。

二戰結束后,丘吉爾曾在蘇黎世發表了一次著名演講。他在這次演講中呼吁建立“歐羅巴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他認為,只有充分一體化才能讓歐洲走出歷史上一再循環的災難性戰爭的魔咒。當然,丘吉爾把英國自己排除在了這個“歐羅巴合眾國”之外。對他那一代人來說,將英國看成是一個與法國、德國或意大利平起平坐的歐洲國家,是不可接受的。況且那個年代大英帝國的軀體尚存,丘吉爾理所當然地把英國當成了美國和蘇聯那樣的角色,但他對一個統一的歐洲深表支持和同情。

約翰遜這樣的脫歐派與丘吉爾的唯一共同點大概就在于:盡管70年過去了,但要接受英國是一個與法國、德國或意大利平起平坐的歐洲國家這一點,依舊困難。

1965年1月24日那天,聽到溫斯頓·丘吉爾逝世的消息后,法國總統戴高樂說:“英國不再是一個大國了。”半個多世紀以后,當我們目睹英國在一片亂象中迷失了方向,戴高樂的那句話就顯得更加真切。

英國政治傳統的衰敗

近來與一些朋友聊天時,我們經常對英國當下的脫歐亂局嘆息不已。我們都是不列顛傳統的崇拜者,我們都無比欣賞“英國道路”。我們感嘆曾經擁有如此悠久傳統和獨特智慧的英國政治竟會敗壞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鮑里斯·約翰遜,在一些人看來,是英國的罪人;在另一些人看來,是一位特立獨行、桀驁不馴的國家英雄。歷史將會如何評判?現在尚未可知。

但在我看來,僅僅是約翰遜能夠出任首相這個簡單事實,已經十分清晰地反映了曾經嚴謹、克制、從容、睿智的英國政治的嚴重衰敗。從公投造勢一直到出任首相的3年多時間里,他所表現出來的言行粗鄙、謊言不斷和缺乏榮譽感,特別是善于制造分裂,而不是彌合分歧、尋求共識……都是幾百年來優秀的英國政治傳統的反義詞。一個多月前,在約翰遜即將贏得保守黨黨魁爭奪戰之際,留歐派保守黨議員、前司法部長多米尼克·葛里夫說,“這對黨和國家具有可怕的潛在后果。”

然而,更令我這樣的“大英粉”悲哀的是,隨著民粹主義的風起云涌,真正的有識之士漸漸地都失望地退出了這個日益丑陋的政治圈子。留下的,都是一些善于在電視上喊出簡單響亮口號的業余政客和一流鼓動家。

接下來,英國或許很快就會面臨一場新的大選,對決的雙方將是鮑里斯·約翰遜領導的四分五裂的保守黨和杰里米·科爾賓領導的士氣低迷的工黨。科爾賓與約翰遜毫無共同之處,但這位極左翼民粹主義者與約翰遜一樣,也是英國歷史上最不合格的首相人選。不管是誰獲勝,有一點是逃不掉的,就像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指出的:有這樣的領導人,英國的亂局只會加劇,也肯定會加劇。

《上海商報》評論版主編。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曾任上海經濟報副總編輯、東方早報副主編,現就職于上海商報社。著有從近現代歷史出發探討“中國崛起”問題的通俗學術著作《下一站: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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